姚文元如何成为“名利双收”高手？
姚文元，这位出身于墨香缭绕的“墨水瓶”中的“大人物”，以“秃笔”为支撑，自诩为英勇的“战士”，其一生充斥着口诛笔伐，对他人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然而，他三次巧妙地实现了害人利己的目的：首次，他凭借批判胡风而初露锋芒；次之，凭借《录以备考》的出版，成为备受瞩目的“新星”；最终，他通过批判《海瑞罢官》一跃进入政坛。
批胡风初露锋芒
胡风，在解放前便已声名远播，成为备受瞩目的作家，其作品与思想对当时众多青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姚文元亦对胡风推崇备至，他撰写了《论胡风文艺思想》一书，满怀激情地赞誉胡风为“最杰出的理论家”。
尚未面世之际，1954年的下半年，中国文坛便掀起了对胡风的批判热潮。姚文元深感意外，继而他暗自庆幸：幸亏书稿尚未递交至出版社。
为与时代同步，彰显自我立场，他迅速作出反应，于1955年北京《文艺报》一、二期合刊中，发表了题为《分清是非，划清界线》的论述文章。
姚文元在文中对胡风理论进行了尖锐的抨击，称其为“假借马克思主义名义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理论……胡风先生已明目张胆地站在违背马克思主义原则的立场上，甚至滑向了诋毁党的境地……”
继而，他在上海的《文艺月报》中发表了题为《胡风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三种策略》的文章。
姚文元的极“左”言论，瞬间吸引了时任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辑张春桥的视线。他心中暗自思忖：要彻底揭露胡风的错误，难道不需要像姚文元这样的批判者来发挥“打铁”的作用吗？
张春桥指引姚文元在《解放日报》上连续不断地撰写批判胡风的文章。与此同时，他还亲自审阅并推荐姚文元的批判文章《胡风反革命两面派是党的死敌》在《人民日报》上刊登。一时间，姚文元声名鹊起，成为反胡风运动的“英雄”。
如此一来，姚文元因批胡风之举，攀附上了张春桥这棵歪曲的树干；而张春桥则借助姚文元这根带有尖刺的“棍棒”，以达成打击他人的目的。他们相互勾结，沦为了同流合污之辈。
姚文元和张春桥
第二步：凭《录以备考》崭露头角
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社会上的阶级斗争浪潮此起彼伏，不曾间断。1955年“反胡风”的风波刚刚平息，1957年便又掀起了“反右派”的运动。这样的政治氛围，恰恰迎合了姚文元的喜好，也让他的“打棍子”手段有了施展的空间。
姚文元成“新星”前有插曲。
1957年2月6日，姚文元再度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针对姚雪垠的批判文章，名为《教条与原则——与姚雪垠先生论战》。文章中，姚文元言辞犀利，展开了猛烈的攻击，其锋芒之锐利，可谓是显露无遗。
若仅以一篇连具有基本良知的世人亦嗤之以鼻的批判文章而言，姚文元是难以赢得“走红”的机会。然而，即便姚文元本人也未曾料想，此篇文章竟吸引了毛泽东的瞩目。
毛泽东平日偏好阅读上海的《文汇报》，恰逢其时，他翻阅到了姚文元所撰的文章。此番阅读，不禁让他回想起不久前所读的姚雪垠在1956年秋季于太湖疗养期间所写的散文——《惠泉吃茶记》。毛泽东当时觉得姚雪垠似乎带有几分“知识分子式的清高”，仿佛置身于“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境地。觉得姚文元的文章颇具针对性，我便向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询问，姚文元究竟是一位何方神圣。
1957年2月6日，在一场重要讲话中，毛泽东先生就文艺领域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对姚文元的作品发表了评论。他言道：“在看待问题时，我们的同志应当秉持辩证的视角……近期，姚蓬子的儿子姚文元撰写了一篇文章，我认为其内容颇值一提……”
毛泽东的讲话迅速传至中共上海市委，一时间，姚文元脱颖而出，成为上海文艺理论界的一颗璀璨“新星”，备受瞩目。
在彼时，中央正紧锣密鼓地筹备举办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按照常规，姚文元并无出席资格，然而得益于毛泽东的赞誉有加，中共上海市委对其另眼相待——遂决定委派姚文元为代表，赴京与会。
3月10日的午后，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会客厅里，再度提及了姚文元的名字。他这样说道：“无需畏惧片面性……每个人皆难以避免片面之见，青年人如此，李希凡亦然，王蒙也不例外。然而，在青年作家群体中，我认为姚文元的片面性相对较少。”
昔日的姚文元，纵然被誉为“棍棒”英雄，在上海的政界与文艺界的名流之中，却始终默默无闻，犹如无名小卒。然而，在短短一个月的时光里，毛泽东先后两次对他予以赞誉，令众人纷纷对他刮目相看。
凭借“经验”的积累与“资本”的雄厚，姚文元更是全力以赴，敏锐地洞察风云变幻，捕捉政治上的灵感火花。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具有全国性影响的社论《这是为什么？》，由此掀开了全国范围内反右派运动的序幕。姚文元凭借其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察觉到展示自己才华的良机再次来临。6月14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中播发了姚文元的力作，此举在全国范围内引起轰动，尤其在上海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实则，于5月25日，毛泽东同志在北京亲切接见了出席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发表了重要讲话。新华社随即发布了一条简短的电讯。此电讯被《解放日报》、《人民日报》以及《文汇报》纷纷转载，尽管在版面编排上各有千秋，所采用的铅字以及标题的大小亦不尽相同。
原本，在常人看来，此类编排显得合乎常理，无需过多深思，但对于心智不健全者而言，则显得异常，进而演变为一个重大的政治议题。姚文元基于对这三份报纸的对比，撰写了题为《录以备考——读报随感》的千字文章，并发表于《文汇报》上。
或许姚文元恰逢其时，他的文章再次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并受到了赞赏。于是，毛泽东立即指示《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并附上编者按语进行转载，同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在新闻节目中进行了摘要播报。由此，这篇文章在全国各地的报纸上纷纷被转载。
姚文元，这位在文坛崭露头角的“新星”，一时间声名鹊起，声名远播。此后，他的仕途顺风顺水，平步青云，不仅成为了上海作协的党组成员，还跻身反右派领导小组成员之列。
第三步：批《海瑞罢官》入政坛
“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这句古语恰如其分地描绘了姚文元在政治得势后灵魂与人性扭曲的景象。他心中暗想，既然自己曾以“棍棒”手段崭露头角，那么，便应当将这种“棒威”进一步推广和强化。
于是，他挥舞起棍棒，不顾一切地四处挥击，见人便打，而且愈战愈勇：他攻击当代知名人士，诸如流沙河、徐懋功之流；他挑战文坛资深前辈，包括冯雪峰、艾青、巴金、丁玲等。
战罢今人，他仍觉意犹未尽，心中难平，于是转而将矛头指向了长眠于地底的古人。海瑞，便成为了他挥棒的主要目标。1965年11月10日，他在《文汇报》上刊发了题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长篇评论。
《海瑞罢官》一作，出自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兼明史研究专家吴晗教授之手。该作品灵感源于毛泽东主席于1959年4月4日，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就农村人民公社整顿议题发表讲话时，提及海瑞的典故。主席此举旨在激励各级干部在整顿工作中，效仿海瑞那份忠诚耿直、刚正不阿、敢于直言的精神。
吴晗受胡乔木的建议，在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的热切请求中，历经一年多的时光，终于打磨完成了《海瑞罢官》这一京剧剧本。
此剧本一经发表与上演，便赢得了广泛的赞誉。毛泽东同志当时亦曾给予高度评价。
然而，江青之流出于其政治私欲，极力断言《海瑞罢官》是一部“诋毁皇帝”、借古讽今、为彭德怀平反、抨击人民公社的剧目，称之为剧毒之草。
为了借此搞垮北京市委（当时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是彭真），攻击那些对党忠诚，但对江青等人的行为不满的党的领导人，江青通过张春桥找到姚文元，要他写批《海瑞罢官》的文章。
姚文元，昔日的“整人高手”，今见江青所托，内心不禁涌起一股“鼓舞”之情。他毅然决然，意图攀附江青这棵权势显赫的“大树”，于是闭门谢客，连续数月，竭尽全力，调动其父辈及所有的人际关系，搜集明史中关于海瑞的记载。继而，他极尽所能，无限拔高，牵强附会，无所不用其极地诬陷他人，终于完成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创作。
自该文在《文汇报》上发表以来，稍有历史素养者纷纷对姚文元的文章予以抨击，认为其言辞混乱，难以理解。同时，人们对吴晗的不公待遇表示强烈不满，使得那日的《文汇报》在流传过程中，充斥着不绝于耳的指责与咒骂之声。
但江青、张春桥之流他们高兴。他们从中看清了哪些人是和他们不一条心的。这些人日后便成了“四人帮”批斗攻击的对象。
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出，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全国因此而受株连的人何止成千上万，被迫害至死的又何止成百上千。
而姚文元却因此连升三级，从《解放日报》的编委，一跃成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而后由江青提名，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
当时“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是陈伯达，江青、张春桥是副组长。姚文元入伙后，便和江青、张春桥结成了“三人帮”，至于王洪文后来加盟而成为“四人帮”，那是一年后的事。
针对《海瑞罢官》等危害极大的工业毒草进行批判，其锋芒所向，直指修正主义集团的盘踞之地——刘少奇把持的、固若金汤的“独立王国”，亦即那个旧有的北京市委。
在诸多场合，江青均对姚文元赞誉有加，称其为无产阶级的“金棍子”。
由于有林彪、江青做靠山，姚文元在仕途上平步青云。1969年4月，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姚文元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1970年8月，又取代陈伯达晋升为全国舆论总管。
“机关算尽，反误了卿卿性命。”历史，既无情又公正。姚文元，这位从墨水瓶中崭露头角的“大人物”，以“秃笔”为支撑，自诩为“英雄”，凭借见风使舵、投机取巧之能，跃升至人生之巅，却如同跳梁小丑般令人不齿。终归，历史对他进行了无情的审判。1976年10月，他被捕入狱，沦为阶下囚；1981年1月，特别法庭判处他有期徒刑二十年。
